“仔细的问一问吗？咱们自己问不合适......我找个人过来吧......”
“喂，刘大妈......我这儿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.......没伤人，就是把我奔驰玻璃砸了......”
“我马...
档案馆的卷宗室在地下二层，阴冷潮湿，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发霉的气息。李野戴着白手套，一册册翻阅着编号为“工技改-1978至1981”的蓝皮文件夹。每一份报告背后，都是一个工厂的命运起伏??有的因引进新设备起死回生，更多的则在贷款、停工、裁员的循环中渐渐沉没。
他看得极慢，笔尖在笔记本上不停滑动，记录着技术引进类型、资金来源、后续产能变化。偶尔停下，闭眼思索。这些数字不像表面那样平静：明明是同一类机械生产线，A厂从德国引进后三年内实现盈利，B厂从日本购入却五年未达设计产能；C厂的数控机床闲置两年，理由竟是“操作人员培训未完成”。
“问题不在机器。”他在本子上写下，“而在人与制度的对接缝隙。”
正午时分，管理员送来一杯热茶。“你是第一个主动来查这堆旧账的干部。”老人眯着眼睛打量他，“别人来了都直奔政策汇编，你倒好，专挑最枯燥的部分看。”
“最枯燥的地方，往往藏着最关键的病灶。”李野笑了笑。
下午三点，他终于整理出初步结论：全省近三年共审批工业技改项目三百六十七项，其中七成以上依赖外资或外汇贷款，而真正形成自主生产能力的不足两成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有四十六家企业在引进设备后一年内便申请破产，其共同特征是??核心技术完全受控于外方，维修、配件、升级皆需对方授权。
“这不是技改，这是慢性自杀。”他低声自语。
当晚回到临时分配的宿舍，他铺开稿纸，开始起草《关于特区建设中技术主权保障机制的补充建议》。这一次，他不再掩饰锋芒，明确提出：“凡使用国家信贷支持的技术引进项目，必须签订‘反锁定协议’??即中方保留在一定年限后以成本价回购核心技术的权利，并强制要求外方提供完整技术文档与培训体系。”
写到深夜，窗外雷声滚滚，暴雨倾盆而下。忽然有人敲门。
开门一看，是王主任的秘书小陈，浑身湿透，手里紧紧抱着一只牛皮纸袋。
“王主任让您马上看这个。”小陈喘着气，“刚从京里传回来的《内部通报（绝密）》，只给您一个人看。”
李野接过文件，封面上印着黑色五角星和“限阅一级顾问”字样。翻开第一页，他的瞳孔骤然收缩??
**《关于苏南某试点企业境外资本实际控制情况的调查报告》**
文中披露：一家名义上由地方控股的合资电子厂，通过复杂的离岸公司架构和股权代持安排，实际已被某跨国集团完全掌控。该企业生产的集成电路不仅未向国内开放工艺流程，反而将中国市场需求数据实时传输至海外总部，用于制定对华竞争策略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其厂房选址紧邻军事基地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
报告末尾附有一条高层批示：“此类现象恐非个例，务必彻查，防范经济开放演变为系统性渗透。”
李野坐在灯下，久久不动。雨水顺着窗缝渗进来，在地板上划出一道蜿蜒的痕迹，像极了地图上的国境线。
他知道，自己正在接近某个深渊的边缘。
第二天清晨，他带着两份材料直奔政策研究室。王主任正在开会，他就在门外等了四十分钟，直到会议结束才被召入。
“你来得正好。”王主任脸色凝重，“上面要我们三天内拿出一份应对方案。不是表态，是要具体可操作的制度设计。”
“我已经有了初步构想。”李野将手中的文件递上，“第一，建立‘外资项目穿透式审查机制’，凡是涉及关键技术领域，必须追溯最终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网络；第二，设立‘国家技术安全评估委员会’，由科技、情报、国防三方联合组成，对重大项目实行前置审查；第三，在特区立法中明确‘数据本地化’原则，禁止敏感行业将用户信息传输出境。”
王主任一页页翻完，眉头越皱越深。“这些措施……太激进了。”
“不激进，就是放任。”李野直言，“我们以为引进的是资金和技术，可有些人想夺走的是未来二十年的产业主导权。今天让一步，明天就会失一城。等到核心技术全在外手，再想收回来，就不是发个文件能解决的了。”
办公室陷入沉默。远处传来打字机的咔嗒声，像是某种倒计时。
良久，王主任抬起头：“你知道提出这样的建议意味着什么吗？会得罪多少人？那些已经签下的合同、拍板的项目，都要重新审核，甚至叫停。地方要GDP，外资要效率，上级要稳定??你现在要踩的是三块地雷。”
“所以我才必须说。”李野声音平稳，“因为我还看得见雷在哪里。等爆炸了，再说就晚了。”
王主任盯着他看了许久，忽然苦笑：“你真是疯了……可偏偏这种疯子，才是现在最需要的。”
当天下午，一份题为《关于构建对外开放中的国家安全防火墙的紧急建言》以内参形式上报中央。署名栏空着，但知情人都知道出自谁手。
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，如同暴风雨前的压城黑云。
省委召开紧急协调会，多个地市负责人联名抗议“过度审查将吓跑投资者”；几家已签约外资企业公开表示“可能重新评估投资计划”；更有媒体放出风声，称“个别年轻干部借国家安全之名行保守封闭之实”。
压力如山崩般压来。
而李野却被调离原岗位，转入驻特区筹备组下属的“法规调研小组”??名义上升职，实则边缘化。老周私下告诉他：“有人说了，你太 sharp，不适合在核心决策圈待太久。”
他没争辩，只是默默收拾东西，搬进了新办公室。
那是一间位于走廊尽头的小屋，窗户对着锅炉房，终日嗡鸣不止。同组三人，两个快退休的老科员，一个刚毕业的学生，毫无经验。
“挺好。”他对段家俊说，“清净，没人盯着。”
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他并未停步。
利用过去积累的人脉，他秘密联络了几位曾在军工系统工作的退休工程师，请他们帮忙分析国外技术封锁的历史案例；又通过省社科院那位老教授，获取了部分未公开的国际合资企业纠纷资料。
一周后，他完成了一份长达八万字的研究报告??《技术依附的二十种隐蔽形式及其破解路径》。书中系统梳理了跨国公司如何通过专利壁垒、标准控制、人才绑定、供应链钳制等方式实现隐形垄断，并提出对应反制策略。例如：
- 推行“联合研发强制条款”：外资若想享受税收优惠，必须与中国科研机构共建实验室；
- 实施“关键岗位双签制度”：涉及核心技术管理的职位，须由中国籍高管与外籍专家共同签字方可生效；
- 建立“技术流失预警指数”：通过对专利申报、人员流动、数据传输等指标动态监测，提前识别风险企业。
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，而是以“内部学习资料”的名义，悄悄印制了五十份，分送各相关部门负责人案头。
奇迹般地，它引起了共鸣。
一个月后，沿海开发区正式发布的《外资管理条例（试行）》中，赫然出现了“核心技术共享义务”“数据境内存储”“中方代表否决权”等多项此前从未提及的条款。虽措辞温和，但骨架清晰??正是李野思想的产物。
消息传来那天，他在办公室泡了一杯浓茶，望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他知道，自己又一次把火种送了出去。
然而风暴并未平息。
十一月中旬，一封匿名举报信直达纪检委，指控李野“长期与境外学术机构秘密通信，涉嫌泄露国家经济战略意图”。随信附有几张模糊的照片，显示他在图书馆查阅外文期刊时，曾与一名外籍学者短暂交谈。
调查组迅速介入，冻结了他的工作权限，并要求交代全部社会关系。
段家俊怒不可遏：“这是赤裸裸的构陷！那学者是剑桥来的访问教授，公开讲座后的自由交流，谁都能看见！”
“但他们不需要真相。”李野平静地说，“他们只需要一个理由让我闭嘴。”
审讯持续了三天。面对质问，他始终坦然：“我读过哪些书、见过哪些人，都可以查。如果关心国家前途也算罪过，那我认。”
第四天夜里，王主任亲自来到招待所，递给他一份文件??
**《关于李野同志有关问题的核查结论》**
结论写道：“经查，所涉事项均属正常学术交流范畴，未发现违纪违法行为。举报内容缺乏事实依据，不予采信。”
落款处，盖着省委办公厅和纪检委的双章。
“压下去了？”李野问。
“不是压，是有人保了你。”王主任低声道，“昨天上午，中央一位领导看了你那份研究报告，批了八个字：‘冷静清醒，难能可贵。’现在你的名字，已经进了下一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候选名单。”
李野怔住。
“别高兴得太早。”王主任提醒，“进了名单，不代表能进去。后面还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的一举一动。稍有不慎，就会被人拽下来。”
“我从没想过往上爬。”李野摇头，“我只想做事。”
“可有时候，不做官，就做不成事。”王主任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“你要学会在体制里游泳，而不是一味撞墙。”
几天后，李野接到通知，受邀参加在京举行的“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研讨会”。这是他第一次以非正式代表身份列席国家级会议。
临行前夜，柯老师约他在校园湖边见面。
老教授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手里拎着个小布包。打开一看，是一部老式录音机和几盘磁带。
“这些年，我说的话大多被删减、被曲解。”柯老师轻声说，“但我一直坚持录下来。现在交给你。也许有一天，当人们忘记我们曾怎样挣扎着说出真话时，还能听见一点声音。”
李野双手接过，重如千钧。
“老师，您不怕连累我吗？”
“怕就不做了。”柯老师笑了，“我教了一辈子书，最后能托付的，只有你这样敢说真话的年轻人。”
火车北上，穿行在苍茫夜色中。李野靠窗而坐，耳机里传来柯老师沙哑的声音，讲述着八十年代初一场未能落地的改革实验，一个个被搁置的提案，一位位沉默离场的理想主义者……
他闭上眼，泪水无声滑落。
第二天会议现场，高官云集，气氛庄重。轮到自由发言环节时，主持人特意点了他的名字。
全场目光聚焦而来。
他站起身，没有讲稿，只说了短短三分钟：
“我们常说自己底子薄、起步晚，所以要虚心学习外国经验。这没错。但请不要忘了，学习的目的不是成为别人的影子，而是让自己站起来。如果我们一边引进技术，一边放弃对技术的掌控权；一边吸引投资，一边容忍资本对我们社会结构的侵蚀??那么所谓的开放，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依附。
真正的改革，不该让我们变得更脆弱，而应让我们更强健。不是跪着乞讨进步，而是站着赢得未来。”
话音落下，会场寂静数秒，随即爆发出掌声。有人点头，有人皱眉，也有人迅速记下他说的每一句话。
散会后，一位素未谋面的中年男子走上前来，递上名片。上面写着：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，赵振国。
“你的观点，我很认同。”那人压低声音，“下周我们有个闭门座谈，讨论特区立法框架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来听听。”
李野接过名片，指尖微颤。
他知道，自己正被一点点引入更深的水域。
回程途中，他在车厢连接处抽烟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。
回头一看，竟是苏鹅。
她穿着藏蓝色呢子大衣，提着行李箱，脸色疲惫却眼神明亮。
“你怎么在这趟车？”李野惊讶。
“我去北京看病。”她笑了笑，“甲状腺结节，医生说要手术。”
“严重吗？”
“不大，切了就好。”她顿了顿，“倒是你，最近上了不少人的‘关注名单’吧？”
李野苦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我在宣传部的朋友看到内参了。”她说，“他们说，你像一把插进奶油蛋糕里的刀，看着漂亮，其实割得人生疼。”
两人相视一笑。
片刻沉默后，苏鹅轻声说：“李野，我一直觉得你太狠。对自己狠，对规则也狠。可现在我才明白，有些事，就得有人狠下心来做。不然，整个时代都会变得软弱。”
列车驶过一片金黄的麦田，阳光斜照进窗，落在她微红的眼角。
那一刻，李野忽然觉得，这一路的孤独与抗争，或许并非毫无意义。
三天后，他回到省城，直奔医院探望刚做完手术的柯老师。老人术后虚弱，却仍执意握住他的手：
“记住……改革不是请客吃饭，也不是写文章比赛。它是斗争，是牺牲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。你能走多远，取决于你愿不肯把背朝向安全，把脸迎向风浪。”
李野重重点头。
当晚，他在日记本上写下：
> **他们说我锐气太盛。
> 可面对溃堤之水，温吞即是纵容。
> 我不愿做精致的妥协者，
> 也不屑当圆滑的生存专家。
> 我只是个执拗的守夜人，
> 执意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，
> 即便知道，那光可能瞬间被风吹灭。**
窗外，冬雨淅沥，城市灯火如星。
而在千里之外的京城，那份人事简报再次更新。新的批注静静躺在纸页边缘：
**“观其言行，确有棱角，然初心未改，可用，宜育。”**
风仍在吹，雪尚未停。
棋局未终，子落不止。